“70后”学者研究“70后”作家 | 阅读日

“为什么要进行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

4月27日上午，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军在山东书城，与读者分享其关于中国“70后”作家群体研究的两部新作《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

张丽军认为，在这个不同于以往的超稳定文坛格局中，历史夹缝中的“70后作家”处境尴尬。他们是后革命时期的一代“乖孩子”，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痛苦、悲哀和反抗。

而张丽军也是一名“70后”。

“70后”作家的在场记录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张丽军在活动现场说。他在博士毕业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蓦然发现诸多前辈学者是以同代人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受之启发，作为一名“70后”，他开始关注“70后”作家研究。而新近出版的《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和《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集结了张丽军近年来对“70后”作家的研究成果。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文东说，十几年前，最初了解到“70后”作家代际研究这个话题时，对其是存疑的，他认为作家的写作是个性化的，对他们进行整体研究是否有必要，而随着自己跨越的代际不断增多，认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作家个性化的写作是不能超越时代的，因此对作家群体进行代际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李掖平看来，个性如果离开了共性的背景是无法鲜活的，在共性的大框架中，每个人迥然相异的个性相联合形成共性的力量，引领时代的审美。李掖平说，张丽军是“70后”，他关注同时代的写作者，让作家和自己的故事留下在场记录。她认为，张丽军不仅关注这一作家群体的创作和他们的作品，还关注文本背后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收获，呈现他们和时代、和世界、和人类的“对话”。李掖平说，“70后”作家既有历史的支撑，又有面对未来的胆量和勇气，他们是表达场域最为广阔、抒发感情最为真挚的一代作家。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也认为，张丽军对“70后”作家进行的一系列访谈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础性工作，建立起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体。他说，访谈中有作家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转化，而且他从中看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相遇。马兵说，“70后”作家已经成为文学中坚力量，但他们始终面临经典的焦虑，总是被文学史固有的一种标准所评价，比如有人会说，在如今“70后”作家的这个年龄阶段，张炜已经完成《古船》，路遥已经完成《平凡的世界》，余华已经有了《活着》，而张丽军一直关注“70后”作家的自我成长，试图去发掘他们身上的无法被文学史框架直接套用的密码，呈现这一代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张丽军把自己乡土研究的专长在代际研究中做了转化，在看似一样的乡土经验中分析出不一样来。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丛新强说，作家的创作谈与作家研究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为将来的文学史写作、为“70后”作家继续得到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而《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两本书相得益彰，可以对读。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艳梅一直关注张丽军的相关研究。她说，从文学方面，张丽军的这一系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70后”作家的文学档案，帮助我们了解当代“70后”作家、尤其是他们与乡土相关的整体风貌；从文化方面，这是对乡土记忆、经验的梳理，是一个微型的乡土文化展览馆；从文脉方面，这些研究则为“70后”这一代人留下精神地图，让人们思考在这个AI时代，文学阅读对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就像《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这本对话书一样，我们在无数个他人中找到分散的自己，并最终找到一个完整的自我。

活动现场

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

“70后”作家代表刘玉栋、常芳、东紫来到活动现场。从书里到书外，他们与张丽军现场对话，跟观众分享自己的创作心路。

《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所收录的第一篇访谈，就是《刘玉栋：年日如草，在现实纵深处潜行》。在这篇访谈中，刘玉栋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光，谈到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以及《我们分到了土地》《跟你说说话》《幸福的一天》《年日如草》等具体作品的写作。

刘玉栋说，作为一名“70后”作家，被持续关注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有时候它是一种压力，但压力之外是鼓励和鞭策，内心能感受到一种温暖和力量。在他看来，张丽军虽然是一名评论家，但他也是在从事创作，而且两人有一样的乡土经验，他认为张丽军对其作品的批评总结特别准确，看到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分析特别感动。他说，从年龄来说，他们这一代人正在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未来还有巨大的可能性，希望张丽军能继续关注“70后”作家的创作。

在关于作家东紫的那篇访谈中，张丽军设计的问题之一是请东紫谈论“70后”作家创作的整体现状，列举自己喜欢的国内“70后”作家作品。东紫说，自己在阅读张丽军这两部新作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收获便是了解了同时代作家的写作，另外，她在张丽军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中看到了细节，感觉自己“被懂得”。

常芳说，她在集中阅读《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后，感觉这是对“70后”作家的横切面剖析，它与作家从文学传统中的纵深传承形成横纵相交的坐标系，而每一位作家都在自己的坐标上。

无论是在书中所收录的相关访谈，还是在活动现场，常芳都提到了“70后”作家被遮蔽的问题。常芳说，作为“50后”“60”与“80后”“90后”中间的“70后”，确实有很多压力。“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存在遮蔽，也是在一个相对时间内的遮蔽。古人说得好，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间是公正的，浮躁的时代总会沉淀下来。当读者和时代厌倦了肤浅、造作、哗众取宠，好作品的光芒自然会有人注意到。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胸怀与自信，但是坚守文学理想的品格还是有的。守住孤独，耐住寂寞，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马拉松，其功不在于一朝一夕。”在《向世界讲述新乡土中国：中国“70后”作家访谈录》中，常芳如是说道。

“70后”作家徐则臣小说《北上》改编为同名影视剧

他们在悬置中失重

在《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中国“70后”作家整体观》中，张丽军分析了“70后”在当代文坛的尴尬所在，认为他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夹缝中。

张丽军写道：“在新时期一个个文学浪潮中，一些作家被淘汰了，一些作家如贾平凹、莫言、张炜、铁凝、王安忆、迟子建、苏童、格非等人的新作不间断地推出，成为文坛的常青树，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超稳定文坛格局。超稳定的文坛客观造成了作家群体代际更替的延宕。面对这一文学困境，‘80后’作家另辟蹊径，彻底放弃了传统作家的从期刊到出版的漫长而严苛的成长道路，而在新的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主义思潮之下，与出版、传媒、网络合作，直接走向文学终端——市场，以造星的方式包装打造文学界的‘明星’。可见，‘70后’一代人既没有续上传统文化，又在连续稳定的新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既没有赶上‘战争’‘革命’大历史时代，又落伍于新的文化消费主义时代。”

但是，“70后”依然有其不可复制的审美优势和精神气质。“‘70后’作家经历了乡土中国的历史裂变和新生的阵痛，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有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又有着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多元文化包容和审美接受力，从而具有了一种混合多元的审美思维模式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张丽军写道。

张丽军认为，“70后”是后革命时期的一代“乖孩子”，他们成长的精神背景“没有枪林弹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荒诞、没有悲剧、没有逆反，安宁、平淡、庸常、世俗”，但“这绝不意味着‘70后’就没有痛苦、悲哀和反抗”。张丽军引用了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在《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中，宗仁发的一句话：“这一代作家是生长在社会转型的新裂处，旧有状态的土崩瓦解轰然而至，新秩序却姗姗来迟，他们在悬置中失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丽军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用代际方法研究中国“70后”作家群体的时候，提到了教育这一背景。他在书中写道：“中国‘70后’一代人是较为完整地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一代人，也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最为迅速时期成长的一代人。教育的普及性、大众化，在为‘70后’作家创作提供更丰富、更多元的艺术营养的同时，也让其有了更多共同性、共鸣感的思想底色和精神背景。”

在活动现场，张丽军说，他还要继续做同时代的“70后”作家研究，那是他爱的人，而他们的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故事，关系到未来，他也希望这一系列的研究能够让人们思考，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如何过更美的生活。

记者:江丹 实习生:王乐 摄影:江丹 编辑:徐征 校对:高新